(十)论“花毽的文化底蕴 ”花样踢毽,作为国粹,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。两千年来,它经历了多次的时代变革,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和战争,甚至具有毁灭性的外来入侵。在民间,竟能奇迹般地流传至今,其生命力之强,流传范围之广,在国内外都是极其少见的,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,在延伸着它的历史。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,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化,没有中华民族文化为底蕴,花样踢毽恐怕早已绝迹。根据汉代画像石上的蹴毱图(图一、图二)来看,我们可以认定,那就是花样踢毽赋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有力佐证。
在画家的图案中,所使用的器具虽为球形,与今日使用的毽子相差较远。但,与现代体育的任何一个项目,好像都没有多大关系,从图案中的动作仅是独立存在的个体,这一点上来看,最多也只能是艺术化了的蹴毱舞而已,或是蹴毱的个体展示,看不出丝毫的对抗性。而“蹴”《中华大字典》解释为“皮毛丸”,与毽子都是足戏之具,因此,我们可以断定,二者之间,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,应是无可争议的。 进一步分析,我们不难看出,(图一)的动作图案,与至今仍流传于广东等地的花毽动作“单鞭救主”不差累黍,无独有偶,(图二)的动作图案,又和流传于京、津、保等地的花毽动作“抹子”恰似同出一母的双胞胎兄弟。
由此可见,汉代的蹴毱,已开始从片面的健身,向着艺术展示发展,并受到艺术界的关注,将其记录在画像石上,从中,我们已隐约地看到了花样踢毽的影子,所以可以说,花样踢毽之始,人们就赋予了它深厚的文化内涵。 到了南北朝,人们已能熟练、巧妙地踢毽子。唐代释道宣《高僧传》记载了少林寺祖师跋陀,到洛阳去,在路上看到了十二岁的惠光,在天街井栏上反踢毽子,连踢五百次,观众赞叹不已,就收为弟子。跋陀是南北朝北魏时(公元467——499年)人。 唐宋时,花样踢毽更是风行,技巧已很高超,并引起历代文人墨客的关注。宋代高承《事物记源》、南宋诗人周密写的笔记《武林旧事》、明代散文学家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、清人潘荣陛《帝京岁时记胜》、翟颢《通俗编》、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等,均有对花样踢毽的记载和描述。 明清时代,踢毽子已非常普及,技艺已成为系统,一些艺术家把踢毽子作为创作的题材,我们从画册中(图三),花瓶、瓷枕等工艺器中,可以寻找到以花样踢毽为题材的作品,清代民俗画集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中的踢毽图,就是现存的一幅。
清朝光绪皇帝的瑾妃非常喜欢踢毽子,她的侄子唐海沂回忆瑾妃踢毽子的情景:“姑母踢毽子的姿势很好看,前踢、后踢、左踢、右踢,雪白的鸡毛毽子,在姑母的脚下来回旋转。太监和宫女们在旁边喝彩叫好:’瑾主子踢得妙’,就这样,一直踢到进晚膳才算罢休”。(《文史资料选编》第十八辑)。 清初著名诗人陈维崧《沁园春》就咏颂了踢毽子(见陈及乾辑《清名家词》)。民间艺人,也以踢毽子为素材,创编成词曲,进行演唱(见《清代北京竹技词》)。清代广州正月十五有踢毽会,清文学家屈大均写的《广东新语》就有记载:“每逢元宵佳节,白天在五仙观踢毽子,毽子有大(翎毛较多的一种),有小(独翎毽),踢大毽者市井人,踢小毽者豪贵子(《广东新语》卷九)。 二十世纪初,中国正处在大的变革之中,花样踢毽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,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,1933年列入全国运动会的比赛项目。“扬州文艺网”报导,“据老人回忆,本世纪三十年代扬州的一只毽子不仅在国内踢得出名,还踢出了国门,踢到了1936年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上”。 历史的长河,为花样踢毽见证了深厚的文化底蕴,朝野上下,文人墨客的参与,自然丰富了花样踢毽的文化内涵,清末,把花样踢毽与琴、棋、书、画并谈,成为毽文化,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 由于时间的推移,至今,一百五、六十种的传统花样动作,仅有不足五十种在毽友中流传,而已失传的花样动作就有三十种左右,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,然而,让我们欣慰的是,花样踢毽的精髓,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内涵,确得以保留。 1912年,由武如山先生出面主持,由金幼申先生整理编撰的《踢毽子技术说明》的手稿,集花样踢毽之大成,全面体现了花样踢毽的文化底蕴,成为毽文化的宝贵遗产。笔者水平有限,难以全面论之,现仅从那些赋有知识性、趣味性的动作名称上,和毽友们共同体会那深厚的文化内涵。 例如象形动作“葫芦”、“拉燕”、“燕含珠”等,其名称源于生活,这就需要我们去接近生活,进一步地体验生活,到大自然中去领悟。又如,“卧鱼”、“双插花”、“铁门坎”等,是借鉴了我国戏曲的动作而得名,这就要我们了解戏曲知识,汲取兄弟艺术的营养,为我所用。那么“磨印”、“落(音1ao)印”、“抱印”的得名,则是来源于古典名著《封神演义》,昆仑山玉虚宫掌阐教道元始天尊门下的十二个弟子中,有一个叫广成子的,他使用一件法宝“番天印”,是印中之最,这件法宝威力极大,竟能把我们带入名著之中。凡此种种,不一而论。 综上所述,花样踢毽集健身、文化、艺术、娱乐于一体,是中华民族之瑰宝,五千年的文化底蕴,是花样踢毽的灵魂,是延伸历史的精神支柱。 老郭 |